【白话文是什么意思】[白话文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白话文运动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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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白话文运动


【内容摘要】百科全书的许多词条虽以知识理论的形态出现，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性评价，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汉语书面语发生的最大的颠覆活动，也是这百年之内中国语文演进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对《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词条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进行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式的阅读分析，目的在于扩展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视域，以期对于白话文运动有重新认识。


【关 键 词】白话文；文言文；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字运动。


【作者简介】李春阳，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汉语文体学研究。





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有关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的词条，陈述如下：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1]


这一词条由胡奇光撰写。简短定义后，分别就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背景白话文运动的经过白话文运动的成就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四个方面做出论述。该书出版于1988年，代表了当时学界的共识。


本章节以该词条的论述为线索，展开较为详细的评注式讨论（本文的楷体部分皆为该词条原文，来源同上，不再出注）。


如果承认胡适是首倡者，那么这场波澜的初潮之涌实际上发生在美国。胡适与几位留学生之间关于文字和文学的争论，由于胡适将它们写成通信和文章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而广为人知。胡适《逼上梁山》一文言之甚详，不必赘述。五四前后的说法特别耐人寻味，它实际上在暗示白话文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以史实探究，这一少数人提倡的文体革新与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群众游行毫不相关。如果一定要把它与某个大写日期联系起来共同注释历史的话，应当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民国的成立，使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觉得应该用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来写作了。进入20世纪，一系列大事相继发生，起先取消了科举考试，使八股文没了出路，接下来

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甫一成立，立刻颁布大总统令，强迫剪辫，禁止缠足，一时间移风易俗气象一新，虽然政治在实质上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体制变了，一整套术语也不得不跟着变，推翻帝制给国人带来的鼓舞是时下的人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效应，帝制下的表达方式乃是公车上书，只有先取得国民资格，才可以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述求。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包括多种注音字母方案，皆是上奏朝廷，希望得到圣上的赞同，一纸诏书下来，便可风行天下。民国之后，这个途径断绝了，于是主张便通过报纸杂志直接面向公众，陈独秀同意胡适之并与之呼应，本是两人暂时相契，与君何涉，但由《新青年》公之于众，而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公共言论空间的建立，给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以可能，有没有这样的言论空间，乃是帝制和民国的根本差异。


划时代云云，乃是对于所谓时代的一种定义，定义乃是如此去定义的权力。五四已经被最高权力定义为划时代了，前后略一延伸，何等轻巧。用白话做书面语，并不自今日始，白话小说即使从明代起算，也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当初胡适与梅光迪、胡先驌等人的分歧主要在白话能不能做诗这个问题上，所以才有《尝试集》的写作和出版，白话诗是写出来了，成为了名著，但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了呢？诗人胡适，并不为人认可。胡适之后，还有更多的尝试者，白话能写诗么，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明确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2]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白话写诗，假如还不好说成功，写小说么，五百年前就已成功了，可那是先人的成功，论者匆忙宣布的白话文的胜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后来几乎所有论者，亦皆认为白话文运动成功了，这成功又指的是什么呢？





一、白话文运动的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

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p#分页标题#e#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文言与口语在先秦时代的真实状况，至今无从确定。为何上文首句即断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语的摘要呢？是根据鲁迅《门外文谈》的观点，然而，鲁迅当初审慎、推测的语气不见了，更由于1949年后鲁迅先生不可怀疑的权威性，此说俨然成为定论。而白话文运动之初的纲领性理论，即采取西方语言学对文字的定义：文字是声音的记录，是语音的符号。而西方文字属于表音文字，语音中心主义占据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是语音的附属。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类比性。吕叔湘早年曾说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并且，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3]。但长期以来，这一认识未能得到传播和重视，于是以西方文字定义硬套汉语和汉字，乃相沿成习，铸成共识。语言学研究著作《马氏文通》即以印欧语性质为标准看待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语）。由此可见，始于言文

一致的倾向，在百年汉语研究中未得到质疑，而视之当然，直至近年，有人从理论上提出汉语的字本位[4]，认为文言为口语摘要的判断，出于西方的语言观。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语言为全民所共有，无阶级性，此乃语言学界的共识。如若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是白话文运动主动上当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是语言学的所谓阶级论。五四时期，文言被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人民的语言，由此二分，意识形态话语于是形成，文言从此被判决为腐朽的、落后的、统治阶级和没落文人所使用的死语言。否定文言文，与否定由文言文所书写、记载的儒家经典（当不限于儒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又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今日读这些话，偏激之甚，错谬之深，已无须辨析了。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书面和口语的不一致[6]，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于文言文写作以复古为时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7]。但白话文的滋生与蓬勃，也正在此一时期。之所以文言与口语的不一致成为问题，是与西方语言接触后两相对比的结果。语言学的进化论，一度被国人奉为真理。而作为印欧语言之特色的言文一致，成了改造汉语的最终诉求众所周知，这一努力至今未见成效。现代白话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认为，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学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8]。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写音文字，除非采用拼音取代汉字，否则永远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国家文字改革的方向，幸其没有实现。越南、朝鲜、韩国、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运动。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以上唐宋说，采纳的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3年）中的观点，王力亦有相近的看法。《古代汉语》绪论认为，古汉语有两个书面语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9]。徐时仪的《汉语白话发展史》（2007年），是第一部系统探讨汉语白话发展史的著作，在文白长期并存的古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将白话的历史分为露头期（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明清）。事实上，汉语第一次与印欧语言的接触从东汉佛教入传便已开始，梵文不但影响了汉语对音韵的重视，且佛经的汉译所形成的内典，也成为首个与文言文发生形成差别的独特文体。王国维认为楚辞、内典、元剧的文章，在美学风格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语类》乃朱熹的门人记录其讲学语录的汇编，为使听者易于理会，语不求深，多方设喻，如话家常，以明白显豁为追求。记录者虽难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时语。以口语讲理学，由此成为一种传统，王阳明的《传习录》即是一例。朱熹、王阳明以达意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话亦任其白话，没有想过非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较。至于明清是否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颇费争议，中国历史自具轨迹，套用西方历史模式，有蓄意误导之嫌，况语言的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何涉？市民阶级一语也嫌牵强，城市人口或可统计，但是否称得上阶级，尚存疑问。明清章回小说所使用的古代白话与文言一样，属书面语系统，认为明清章回小说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文言的白话书面语则可，但若说他们用当时口语来书写，则未必。今天的白话文也不是以今天的口语书写，有谁会像新闻联播那样说话的么，但写起文章来，却不自觉与某种腔调保持惊人的一致。书面语和口语的界限不容混淆，白话书面语，也并不等于口语。其差别在于一个是用来阅读的，一个是用来听的，目治与耳治有别，岂可不论。由于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出现，我们还须区分原生口语和次生口语的不同，媒体上的领导讲话辩论谈话节目以口说的形式传达，但并非真正的口语，被讥为不说人话其实自有不得已之处。 #p#分页标题#e#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

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其实，白话文并不局限于通俗文学。上述佛家的变文俗讲、儒家的语录虽则通俗，但不在文学之列。文言亦非一成不变，之所以长期居于独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够顺应历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明显不合先秦语法，明证唐朝的口语到底还是侵入了文言。钱基博评梁启超政论体有言：酣放自态，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徘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10]梁体不仅为当时报章杂志争相刊发，今时台港海外的中文报刊依然沿用其绪，并无难懂之弊。此可见推断文言与白话自古以来的对立，是虚构的、夸张的，更未有文言与白话之间不可间容的紧张仇怨。文与白、书与言，曾经长期共存、并行、辅助、长育，虽偶或相犯，但井水河水，两相活泛。是故，白话文运动从颠覆到成功，一跃而据至尊地位，进而废除文言，也许可视作某一底层叛逆故事在语言变革中的假想剧情。


把明代的四大奇书视作通俗文学，本身即为新文学运动的偏见。汉学家浦安迪称之为文人小说乃是卓异之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还可以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伟大的白话经典作品广为人知之后，硬说白话文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就太不顾事实了。曹雪芹和吴敬梓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他们以娴熟的白话书面语写作的时候，从来不知什么叫做文言独尊，略早于他们的蒲松龄以文言撰写《聊斋志异》，亦绝不会看不起白话。科举考试不用文言、不写八股不行，而创作特别是写小说，用白话还是文言，悉听君便。明朝的四大奇书问世经已百年，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白话章回体小说的伟大传统，在16世纪奠定之后，寂寞了一个世纪才再次焕发出异彩，经过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张竹坡等人评点鼓吹，《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白话小说，已与《庄子》《离骚》《史记》等并列成为经典。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所谓历代学者，哪代谁何？最早做此主张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瘵《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

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1]此书据推断最晚于1895年公开刊行，此前已广为人知，作者做过十年外交使节，又以诗界革命之倡见重于仕林，此论一出，影响之巨，不难推想。以欧洲近代民族语言从中世纪统一的拉丁语中分离而出的例，对照汉语的自我更新，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思路，发生决定性影响。胡适后来即有此类比。裘廷梁著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当作大问题，可谓是对黄氏论述的回应。所谓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12]。然而，从今时汉语仍然不能言文一致的现状看，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毕竟属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议题，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安不上这一题，若要改革，也未见走得通西方这条路，硬要去走，不但言文仍然不一致，亦且伤害了汉语。







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的一项改革措施，似乎不值得这样单独提出来，有一阵子，农民起义的先进性被夸张了。武训被定了很高的成分之后，他名不见经传的同乡宋景诗便一举成名了。洪仁玕乃洪秀全堂弟，这位《资政新篇》的作者，生活简朴，欢喜读书，主持太平天国朝政后，与幼赞王蒙时雍、贰天将李春发联名颁发了这份文告。今人将其说成是文体的改革，既夸张，也不准确，无非是对于其治下案牍公文的强行要求而已。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开头对于洪秀全的称谓，读来颇有意趣：小弟仁玕跪在我真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奏为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并跪请圣安事：要说此一时期真正对汉语革新发生深远甚至决定性影响者，乃是在华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包括大量的言语辅助活动。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至少十余种方案，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方法深刻启示了中国学者，于是有1892年卢憨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此后十数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国人提出字母注音的新方案。劳乃宣的简字全谱曾惊动朝廷，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13]。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以上陈述粗略，不仅简化，而且失实。宣传维新的改良派并不尽然都提倡白话文，梁启超自创文体，后被称为新民体，属于文言上的改良派，杂文言白话而用之，其卓越的文采，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写得淋漓尽致，影响力远非倡导白话者所可比拟。甚至可以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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